日韩中茶文化比较引出的误解（上）
在当代中国茶文化界有个十分流行的说法：日本茶道、韩国茶礼、中国茶艺。这种表述流传甚广，接受者众，然而，若做深究就会发现，其中存在严重的误解。这个说法不仅潜藏着中国茶人自我矮化的意识，而且正成为反智主义的思想土壤。
在这句流行的说法中，将日韩中做了对比，将三国的茶文化总体特征进行了极大的甚至可以说是粗暴的简化。且不说它过于粗陋，难免挂一漏万，最主要的是，这样的概括并非基于上述三国茶文化的本质之揭示，而是将它们各自使用的、表明自身茶文化核心内容的汉字词语简单拿来，有现学现卖之嫌。众所周知，日本、韩国的传统文化深受中国的影响，茶文化方面尤其明显，但他们各自引入的渠道、传承的主体、借助的媒介都十分不同，因而所形成的茶文化内容及其表达形式都非常不一样，从而有了自身的茶文化。
据史书记载，日本佛教大师最澄（767-822）来中国学佛时初次品饮到了茶水，十分欣喜，回国时将茶籽带到日本，栽种在日吉神社，那里至今仍留有日本最古老的茶园。《日本后记》还记载了弘仁六年（815年）僧人永忠向嵯峨天皇献茶，但这段饮茶的历史持续的时间不长，很快就风化消散了。直到荣西（1141-1215）两次入宋，带回了茶籽和喝茶益身治病的理念，并将茶与禅融合，发展出了寺院茶。
之后的村田珠光（1422-1502）则开启了向民间茶的转化。但所谓“民间茶”不是大众化意义的民间，因为当时日本民间已经开始饮茶，平民举办的茶会通常被称为“云脚茶会”、“淋汗茶会”，村田所做的工作当然不是向平民茶会靠拢，而是将寺院茶的仪式理念简易化后推向庶民社会，从而提升平民茶会的品味。他之所以被视为日本茶道的开山者，是因为他重在揭示茶与静心、修行的关系。这样的静心、修行工夫恰恰是在日常生活中借助品茶的仪式化完成的，从而向目不识丁、无法断文识字的民众开启了精神提升、审美趣味进步的通道。
武野绍鸥（1502-1555）是连歌者（类似于现代的诗人），他将品茶的感悟贯穿在连歌中，一方面丰富了连歌的主题，同时也提升了品茶的文化气息。他对日本茶文化的另一大贡献是主张抛弃唐物，力主使用日本本土的器材，这直接推动了日本茶器乃至陶艺等工艺水平的发展。
武野绍鸥的弟子千利休（1522-1592）则是日本茶文化史上的丰碑。他彻底消除了茶道中的游戏性，不仅总结、提炼了日本茶道精神（和敬清寂），而且在饮茶方式等各个方面做了诸多努力，例如他确立了草庵式的茶室建筑，改革了茶具，确定了茶室外围环境和室内陈设的风格，开创了数人围坐传饮的饮茶法[2]，千利休之后（其后人、门人、弟子等）严格依此定型化、标准化、程序化的习茶套路并沿用至今。
从思想史上看，千利休的茶道并非独创，而是集大成，他扬弃了早期的贵族茶、寺院茶、书院茶，将茶道定格为仪式化的修行。受邀赴茶会的人来到仿佛“世外”、“彼岸”的草庵式茶室，宾主都预先为此进行了精心准备，从而只可能是永不再重复的一期一会。对茶道传人或习茶者而言，这是对先祖及其文化的敬重；对受邀的宾客而言，这是在感受仪式之庄重过程中体会茶道传人或习茶者的用心，所谓明心见性，从而突破你我私见、达至心与心的交流沟通。可见，千利休及其后人（即今日人们说到的日本茶道，主要是抹茶道的“三千家”流派）的日本茶道关涉纯粹的审美趣味，它完全脱离了茶的日常性和茶汤的物质性，进入到形式美（仪式美）境界。
但是，对于日本茶道属性的认识，即便是日本人研究者中也存在许多争议。例如，熊仓功夫就将“茶道”理解为“以饮茶为主体的聚会艺术技能”[1]，因为他将“道”解读为“规范”，换句话说，只是一种仪式化、礼节化的功夫。熊仓指出，之前的茶会被称为“茶汤”或“风雅”，仪式化或标准化之后才成为了日本茶道。事实上，在日本茶文化界，除了上述通常被视为日本茶道代表的“三千家”之外，还有松平不昧的道具派茶道，他强调茶具、食物在茶道中的突出位置；薮内竹心的道德派茶道，认为茶道无非是传播礼法道理；提倡把茶从艺技之道解放出来、使之成为文人的乐趣的煎茶道，等等。
[2] 即宾客接过茶碗，小口饮过后传给下一位宾客，每位宾客都从茶碗的同一个位置喝茶，直至最后一位正好饮尽全部茶汤）
